难忘的一次归程

原一军政治部组织处干事王大鸣

对于“天下第一军”，尤其是步兵第一师的参战老兵来说，1月15日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

一军政治部参战人员

虽然过去整整40年了，但云南老山前线，1985年1月15日，历时4昼夜的“1·15”战斗……这些地标和节点，却是刻骨铭心的。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再次打开战后整理的《参战日记》，把《难忘的一次归程》摘录如下：

作者王大鸣在老山主峰

对我而言，从前线落水洞军前指到位于浙江湖州的军部驻地，或从浙江湖州军部驻地到前线落水洞的军前指，都称得上是“归程”。

换班接防来到落水洞不到一个月，我就启程返回位于浙江湖州的军部，报送1984年下半年参战期间的《政治统计报表》，也就是战友们常说的“政治实力”。

只记得是1985年1月上旬从落水洞出发的，好在当时的组织处副处长、后来的江西省军区政委陶正明将军在他的战中日记里有所记载——

组织处副处长陶正明在前线

“1月4日：晚上，组织处和保卫处等给王大鸣送行，喝酒。”

“1月5日：早上，王大鸣离开落水洞，经昆明回湖州报实力。”

一起喝酒的有组织处处长杨敬国、副处长陶正明、干事许佳文，保卫处处长孙理真、干事殷春明和陈华义，群联处干事濮浩，一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常玉芳，就在简陋的钢架房内。

战友们举杯为王大鸣壮行

我们居住的钢架房从外面看上去是浅蓝色的，而从里面看墙壁是发黄的稍厚一些的锯末板。组织处和保卫处之间的隔墙是一层薄薄的三合板，保卫处和干部处之间的隔墙也是一层薄薄的三合板。

落水洞的电压不太稳定，配属我们军的一四四医疗所经常启动柴油发电机应急，我们只能点上一个灯泡。

“酒桌”是把原来靠窗和靠墙的两张战备折叠桌搬到屋中央拼在一起，每个人就餐所用的餐具大致相同，都是一个搪瓷饭碗和一把勺子，为的是吃饭方便，携带也方便。“酒杯”就是樱花牌彩色胶卷半透明的塑料包装盒，可以反复使用。

军长傅全有深入前沿阵地

“酒桌”中间那个带提把的小锅，是从临战训练的文山带到落水洞的。在文山的时候，我和许佳文干事经常拿着小锅到七四八团大门对面的小巷子里买狗肉，再喝点从军首长就餐的小饭堂里悄悄“顺”来的散装茅台酒。

换班接防上阵地之后，军首长就餐的小饭堂离我们远了，再也没有机会去“顺”茅台酒，就改喝口感同样不错的董酒。

在落水洞有锅也买不到狗肉了，就开始做一锅“乱炖”，“采购”任务经常是由许佳文干事负责，到了晚上趁着夜色和浓雾，悄悄摸进军政治部炊事班的储藏间，“顺”点可以炖煮的蔬菜，再把切成片的午餐肉和各式军用罐头打开，统统倒进锅里，不一会儿，一锅色香味俱佳、营养丰富的“乱炖”就可以吃了。

军政委史玉孝看望伤员

第二天一大早，我从落水洞启程到麻栗坡县城，由麻栗坡县城到文山州，再由文山州到昆明，几段路程全是乘坐汽车在盘旋的山路上前行。

我的行囊非常简单，身穿一件军大衣，一只装着洗漱用品的军用挎包，一个装着《政治统计报表》和54式手枪及子弹的黑色公文包。

行囊看似简单，但从我离开落水洞的那一刻起，就高度紧张，绷紧了神经。因为公文包里的《政治统计报表》属于“绝密”级别，内有参战部队编制、干部和战士数量、政治面貌、党团组织数量等详细数据，以及手枪和子弹。

副军长冯金茂（中)在前线

按照部队保密规定，报送绝密级的《政治统计报表》必须两人同行，但前线人手紧张，不可能为此安排两个人专程返回湖州军部驻地。所以，原本两个人的重担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

5日天黑了才到达昆明，在昆明军区招待所住下。第二天早饭后就匆匆赶往昆明军区大院，来到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将两份《政治统计报表》中的一份呈送给他们，另一份将由我继续下面的行程，送回湖州军部，再由组织处留守的战友转报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

军代理参谋长李乾元（中）

昆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已经为我买好了火车票，是由昆明经停杭州、终点上海的80次列车，软卧车厢。

在那个年代，软卧并不是有钱就可以乘坐的，那是职务和等级的象征，部队团级以上干部要凭介绍信才能购票乘车。

昆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给予我这个副连职干事以团级干部的待遇，实际上还是为了那份《政治统计报表》的安全着想。

军政治部主任石磊（中）听取汇报

我走进软卧一号包厢后，发现里面已经有一位外国人了。这可是水火不相容的事情！

出于礼貌，我还是和老外打了声招呼，就是那句最简单的常用英语“Hello！”

可能是老外第一次和中国军人同在一个包厢，又是第一次听到中国军人用“济南式英语”给他打招呼，他的反应有点不知所措。

军后勤部张翠举（中）部长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老外住同一个包厢，于是我脱掉军大衣，放下军用挎包，只拿着黑色公文包，找到列车员说明情况，我是从老山前线下来执行特殊任务的，不能和外国人同住一个包厢。

果然，列车开出不久，坐在我对面的老外就被列车员请了出去，调换到了别的包厢。正因为乘坐软卧有职务和级别的限制，这趟列车的硬座车厢早已人满为患，而软卧车厢却空空如也。我从昆明到杭州一路上，4个人乘坐的包厢只有我一个人独享。

尽管这样，高度紧张的状态和绷紧了的神经之弦却始终没有丝毫放松。没有人交流，没有音乐，也没有带书，一路上都是一个人手拿黑色公文包，白天望着窗外发呆，开始是数云贵高原的隧道，接着是数向后飞驰而过的电线杆……到了晚上，就把门反锁，把手枪子弹上膛，再把黑色公文包枕在头下。

那种紧张与无聊，真是永生难忘。

军前指首长在研究作战方案

最遗憾的是，在当时属于最高档次的软卧车厢，锅炉竟然坏了，列车没有暖气，包厢十分寒冷。第二天早上感到关节疼痛浑身无力……我感冒了！

临近杭州，我自己感觉精神开始恍惚，下了火车接着乘坐电车前往武林门长途汽车站。我左手抓着车厢栏杆，右手把黑色公文包贴在胸前，也就是确保它始终在我的视线之内。

因为患了感冒，高度紧张，精神恍惚，我左手佩戴的当时最流行的电子表，竟然不知何时被车上的小偷给“顺”走了！万幸的是，我胸前的黑色公文包安然无恙。

一师师长郭培巩和政委李继松

从武林门乘坐长途汽车到了湖州长途汽车站，接着来到一路之隔的九八医院门前搭乘军部的车子，终于在晚饭前回到了离开半年的军部大院。

组织处留守的施勤志干事过去和我同在三师七团政治处，见到他之后，我急忙把黑色公文包里的《政治统计报表》、手枪和子弹都交给他，施干事马上放进组织处的保险箱里。

一师政治部主任高武生授旗

因为感冒，精神恍惚，晚饭没吃几口便回宿舍躺下了。那天晚上也非常巧，我没有从里面上锁，门是虚掩着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住在隔壁的郭先明干事和他的妻子李学哲第二天告诉我的。

大概半夜时分，郭干事夫妇在睡梦中听到我在房间里发出惊叫，调军党委纪委办公室之前曾经是二师政治部保卫科干事的郭先明立马警惕了起来。

步兵第一团领导班子

我的门是虚掩着的，他急忙推开门、拉开灯，我仍然坐在床上惊叫:“出事了，‘政治实力’丢了！”

郭干事听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迅速把住在同一排平房的组织处施勤志干事喊起来，问他是什么情况。

施干事告诉郭干事，我昨天下午一回到军部就把《政治统计报表》、手枪和子弹交给他了，他也马上锁进了保险箱里。

步兵第二团出征誓师大会

郭干事听了还是不放心，让施干事马上到政治部办公楼再次确认。过了一段时间，施干事气喘吁吁跑了回来，明确告诉郭干事《政治统计报表》及手枪和子弹都在，没有任何问题。

直到这时，郭干事夫妇和其他被惊醒的人才意识到，我可能是精神上出问题了。于是，他们又马上联系军卫生所的军医迅速赶过来。军医察看情况之后，给我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步兵第三团代理排长何吉勇烈士

不久，我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郭干事坐在我的床边，搂着我的脖子，他妻子李学哲就剥桔子，剥一片便递给郭干事一片，郭干事再把桔子放进我的嘴里……也许是镇静剂的作用，我有了睡意，终于躺下睡着了。

那天后半夜，郭干事夫妇基本上没睡，好几次过来看我。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床，仍然是关节疼痛，但精神恍惚似乎有所好转。不过我对后半夜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是郭干事夫妇给我讲了晚上的经过才知道的。

炮兵真正发挥战争之神作用

据有关资料介绍，突发精神病多发生于性格内向、精神高度紧张又突然松弛的人当中。想一想，我或许就是其中的一员。

返回湖州军部报送《政治统计报表》是我的重要军务，除此之外我还领受了许多私事，把前线战友给他们妻子的信件一一送达，再把她们要带给前线丈夫的东西一一收集起来。

军嫂们送丈夫上前线时的情形

回湖州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军用挎包、一个黑色公文包，重返前线的时候就是大包小包了。

又过了一天的上午，正当我走东家串西家收集“慰问品”的时候，杨处长从前线打来电话，要我火速返回老山前线。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容分说，我一面马上给军杭州干休所政委打电话，请他务必帮忙购买杭州到昆明的火车票，一面又抓紧收集“慰问品”，当天下午便赶往军杭州干休所……

作训处制定部队作战方案

同样是软卧，同样是我一个人的包厢，从杭州到昆明返程的心情却全然不同了，没有了携带绝密文件的高度紧张，却又有了归心似箭的急迫。

到达文山州政府所在地的时候已是傍晚，只好就近在长途汽车站楼上的旅馆办理了住宿手续。

组织处第一批参战人员

就在锅炉房打了热水准备回房间的时候，竟然在走廊遇见了军后勤部军械处王少林助理员。他也是刚刚从昆明到文山，准备第二天早上赶往落水洞。

我问他到昆明去干什么，王助理员对我说:“别提了！从15号凌晨开始，咱们打了一大仗，我们这边出击，越军那边进攻，炮弹都打光了！我是去昆明军区紧急申请炮弹的。”

战勤处全体参战人员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杨处长让我火速返回老山前线的原因。

后来得知，在我离开落水洞回湖州军部报送“政治实力”后，军前指确定于1月15日对越实施出击作战。

为此，军政治部于1月8日发出了《“一·一五”出击作战政治工作指示》，1月13日接着发出了《“一·一五”出击作战政治工作补充指示》，1月18日根据战斗结束后的实际情况又发出了《调整部署和部队休整的政治工作指示》。

三团七连排长杨慧军在战斗中

在文山意外遇见王助理员，有了相伴而行、说话交流的战友，也就不觉得关节疼痛了。

第二天一早，我俩就匆匆从文山赶往麻栗坡县城，又搭乘在县城采购物品的军车驰向弥漫的大雾之中，驰向军前指落水洞。

当我重新回到大雾笼罩的落水洞，感冒的症状竟然消失了！

一团九连连长孟启荣在指挥战斗

我临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张《伤员登记表》，杨处长安排胡汉平干事替我统计填写，每张表格可以填写10人。其它的空白表格，我都锁在了文件柜中。

回到落水洞进了钢架房，放下大小包，第一件事就是要看《伤员登记表》。

战斗英雄黄仲虎冲在最前面

万万没有料到，胡干事递给我的除了我临走时留给他的那几张空白表格都填满了之外，他还用横格纸垫上复写纸画了许多表格填写，竟然是厚厚的一叠！

我拿在手上只翻了几页，就含着泪带着哭腔问胡干事：“怎么伤了这么多呀?”

没等胡干事回答和解释，我就拿着《伤员登记表》，一路小跑赶到一四四医疗所的病房。从医护人员口中得知，这几天他们加班加点抢救了好几百名伤员，还有125位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四四医疗所的战友们

对于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军政治部战后编印的《老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政治工作文件经验选编》中，由组织处撰写的《“一·一五”战斗中的政治工作》开头部分，从四个方面作了叙述：

一是敌人自1984年7月12日反扑惨败后，经过半年的准备，工事坚固，特别是将堑壕延伸到我阵地前沿和侧后，企图对我突然反扑，分割包围。

战友们咬破食指写的血书

二是越军二军区司令武立专程到前指策划督战，先后出动了5个团11个营的兵力，多方向、多路、多波次地向我轮番进攻，3天时间内，仅142、145、146、968方向，敌班至营规模的反扑就达30余次。

三是炮击数量多、密度大、持续时间长。仅一师一团坚守的那拉方向，敌人就发射了60000余发炮弹，142、145、116阵地上一米多深的表面工事、堑壕全部炸平，抓一把土能拣出多块弹片。

我军用密集炮火反制越军

四是我军一面要出击攻占敌固守的7个据点，一面要抗敌大规模的反扑，组织指挥、炮火协同、后勤保障异常复杂、繁重。

“1·15”战斗历时4昼夜，我们“天下第一军”与蓄势已久的越军同时出手，以硬对硬，互有攻防，打了一场恶仗和险仗。参战部队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拼杀，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顶住了越军数万发炮弹的狂轰滥炸，打退了其步兵数十次轮番冲击，并进一步前推了阵地，重创越军一二二团、一四九团、一五三团、八七六团二营、八二一特工团一营，步炮协同共歼敌1356人，最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干部战士不怕牺牲连续作战

总参谋部在通报15-18日战斗情况的电报中指出:“此次战斗，敌人准备时间之长，炮火之猛烈，投入兵力之多，步兵进攻之顽强，均是1984年两次大的战斗所不及的。”

经过这一场恶战，我们军沉重打击了越军猖狂反扑的嚣张气焰，改善和稳定了松毛岭、那拉地区的防御态势，牢牢掌握住了老山战场的主动权。

后来，我们把“1·15”之战称为“1·15大捷”。

作者和一同参战的夫人重返前线

虽然特殊的使命让我错过了“1·15”之战，但透过这叠厚厚的《伤员登记表》，我已强烈的感受到此次大战是何等的残酷激烈……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和光荣负伤的勇士们！

愿参战老兵都好好活着！